庆祝共和国七十华诞绘制城乡建设大蓝图

——中国建筑设计70年简述

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70年有太多的历史瞬间，每个瞬间都代表着一段事实与历史，更牵挂着现实。建设新世界，创造新传奇，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凝聚向上的力量。城市更新也好，新建筑创意设计也罢，回顾中国设计70年历程，是因为面对光荣的荆棘路，无人再让历史回头，这里充满着责任。梳理新中国70年建筑设计的经验，也要同时瞩目成就与问题，正如1999年在北京召开的世 界建筑师大会上吴良镛院士发布的《北京宣言》提出的：只有透彻研究20世纪建筑发展规律，才能走好面向21世纪的创作之路。因为这其中有影响中国当代建筑发展的一系列关键事件。

见证新中国建筑70年的历史性跨越，建筑界有太多的城市记忆，中国建筑与建筑师如何走向新中国，也有太多可照见历史的明镜。据资料显示，早在1948年8月，戴念慈在题为《论新中国的新建筑》一文中表示：新中国的新建筑应是以真理为据的建筑，它应是以人民的合理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建筑，应是表现高度艺术性的建筑，应是适合中国国民经济的建筑。现在看来，这些目标在新中国70年的建筑

历程中都实现了。此外，他还论述了1955年中央确定的“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的雏形。本文的撰写为70年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留下记忆之事，有鉴于70载时光建筑作品、事件和建筑师丰富性，它定会用知识思想与审美教育业界后学，传承并影响全社会，甚至告知世界建筑界，从1949年走来的中国建筑师是富有创造力的几代人。这篇文字无法穷尽70年建筑界的所有“人”和“事”，但它一定是用作品与英才写就的建筑经典，因为这里的“传奇”是珍贵的，堪称新中国70载的宝贵遗产。

新中国建筑70年主要事件与述评

70年对一个国家说来只是弹指一瞬，70年 历程曲折而坎坷。深入思考中国建筑70年会发现，前30年（1949年 -1979年）中国建筑师的创作环境属世界上较为严苛的，建筑创作呈现精品、但数量并不多；中间20年（1979年 -1999 年）开始了世界建筑史上最忙碌的城市建设期，短期内速成，在繁荣建筑创作时，也造成了“千篇一律”或“千奇百怪”的现实；后20年（1999 年 -2019年）， 借1999年6月世界建筑师大会 （UIA）上发布的《北京宣言》的“东风”，中国建 筑界凭借改革开放的积淀，与外国同行在世纪盛会后大步向高质量设计品质发展前行。以下就几个重要节点的事件略作评述。

创立我国的建筑机构

早在1949年4月，山东就组建了第一个国营建筑企业；6月，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8月，上海成立华东建筑公司；9月，组建公营永茂建筑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前身）；10月，与新中国同龄的中国第一家建筑设计机构——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成立。1952年8月，原建工部成立，同时教育部进行院系调整，在当时的182 所高校中选取七所设立建筑系，即东北工学院 （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建筑 大学）。与此同时，国家还组建了一批设计机构，如原建筑工程部设计院、天津市建筑设计院、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四川省建筑勘察设计院、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原中南湖北工业建筑设计院、贵州省建筑设计院、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此外，中建总公司所属的中建东北院、中建西南院、中建西北院等都成立于1952年。尽管初创期 的设计队伍缺乏成熟的技术与经验，但靠设计实践为技术规范标准、设计定额指标乃至相应管理制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也为建立设计秩序奠定了基础。

“十四字”建筑方针与“八字”建筑方针

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大规模建设出现 的浪费问题，中央于1953年提出“适用、经济、在可能条 件下注意美观”的“十四字方针”。1954年9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对建筑浪费问题提出警示。1954年12月27日至1955年1月8日，原建工部召开全国省市建工局局长会议，要求设计领域警惕复古主义思想。原建工部在致中央的报告中表示：“ 在设 计工作中必须贯彻适用、经济，其次才是美观的原则，而不顾适用和经济效果的形式主义思想和一概接受古代建筑艺术形式的复古主义思想必须加以批判……”1955年6月30日，原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讲话中指出：“ 设计工作是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重要 环节……工程造价是否经济、建筑是否合理，设计通常起着决定性作用……”可见，在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建筑方针“重经济、轻美观”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它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政策选择。但方针并非理论，建筑方针与理论的最大不同在于：方针是据国情的建筑设计理论的必要修正，而建筑理论则是适合古今中外的普适性，新中国建筑设计既要具备建筑理论，更要遵循建筑方针。时隔60多年，2016年2月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重新确立了“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八字”方针，无疑它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建筑设计的新航标，必将助力建筑创作的理性繁荣与开放。

50年代的“国庆十大工程”

新中国历史上，北京共有四次40座“北京 十大建筑”的呈现。第一次即1959年的“国庆十大工程”：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 中国历史博物馆（现改扩建为国家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2012年扩建）、全 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 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 厦（已拆旧建新）。 以后三次分别为：上世纪80 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 1988年）、90年代的 “北京十大建筑”（ 2001年）、21世纪初的“北 京十大建筑”（ 2009年）。 仅就上世纪50年代的 “北京十大工程”来说，它唤醒并造就了另一座 北京“老城”的格局与样式。1958年9月6日，时任北京副市长万里召集北京1000多名建筑工作者召开动员会，揭开了“国庆十大工程”的建设序幕。除了北京34家设计单位外，还邀请全国30多名设计“大家”共商设计方案，仅人民大会堂就出现了84个平面方案和198个立面方案。1959年9月，“ 国庆十大工程”中的九项工程完成（华侨大厦10月竣工），至此“国庆十大工程”顺利完成，其总面积达67.3万平 方米。1959年9月，国务院为“国庆十大工程”举行庆功宴时，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杯向全国千千万万建设者表示祝贺，尤其让人民大会堂主建筑师张大师到第一主宾席就座，并对他说“我给你们打个五分满分”。同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跃进的产儿》的文章中，盛赞“国庆十大工程”在新中国建筑史上取得的新创举。“ 国庆十大工程”已诞生60年， 它不仅仅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纪念碑，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当代丰碑，因为它创造了特殊时代特殊的设计建造水准，是集国家与人民智慧的经典之作；作品集中外先进设计理念与风格，无论在设计还是施工上都体现出创造性，在今日也堪称奇迹。它们是新中国建筑最早呈现出的多元化作品典范，风格各异、创作自由；它们推出一系列新的先进技术与创新设计，如新中国第一个装配式建筑在民族饭店建筑结构中诞生，其现代建筑防雷、抗震技术等也历经考验。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1958年5月至6月，原建工部和中国建筑学会在上海召开“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120位各界专家参加会议，主要学者包括：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林克明、陈植、王华彬、哈雄文、吴景祥、戴念慈、林乐义、徐中、段海云等，前苏联专家专家组组长罗曼诺夫也作了发言。会上，罗小未、冯纪忠、汪坦、金欧卜、吴良镛等先后发言，《建筑学报》对此作了重点报道。时任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在会上作了题为《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报告，这是一个既有学术性又具有文献性、非常鼓舞业界活跃学术思想的报告，该报告研究了建筑问题的几个基本观点，分析了建筑特点及构成建筑的基本要素，研究建筑艺术问题、传统与革新及学习与创造对建筑师的希望等。报告几乎总揽了新中国建筑10年间有关建筑创作的所有问题，对西方建筑理念要求摆脱盲目对立的态度，是令人信服的重要文献，至今在学界仍令人赞赏并获得遵从。有学者评介它是新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次有价值的理论研讨与建筑评论活动。在这次会议后，全国至少14个省市学会针对此召开了建筑艺术座谈会，使探索建筑新风格的创作方法落到了实处。

UIA大会与1999年《北京宪章》

中国建筑界于1955年正式进入世界建筑师协会（1948年成立），得益于中国建筑师华揽洪的引荐与贡献（1954年）。为此，中国建筑学会组团于1955年参加了在荷兰召开的第4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这是中国建筑界面向世界的最早期事件。对于1999年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的第20届 UIA 大会，其价值与成就主要表 现在：（ 1）早在1994年国际建协（UIA）建筑师职业委员会 (UIA PPC) 在多个国家建筑学会的参编下，出版了《国际建协建筑师职业实践 政策推进导则》（即 UIA认同书）， 在1999年 北京 UIA大会上，经100个会员国通过成为建筑师职业国际标准；（ 2）自1995年起，为迎接 北京1999年 UIA 大会的召开，中国建筑学会 聘请美国弗兰姆普教授与张钦楠，分别担任10 卷本“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集”丛书（全世界 10个地区的20世纪1000项作品）的主编、副主编，该书系获得国际建协、国际建筑评论家协会（CICA）等机构奖项，是中国对20世纪世界建筑的一个重大贡献；（3）20世纪人类在建筑 上的成就是空前的，矛盾与问题也是空前的，为 免于“盲人摸象”，确立建筑学的规则就变得十分重要。宪章是集中体现人类思考的庄严形式，至1999年前，《 雅典宪章》（1933年）、《 马丘比丘宪章》（ 1977年）都在一定层面上，对指导建筑与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它们代表着一定时代的希腊文化和印加文化，那么1999年 UIA 大会的《北京宪章》则是东方文化底蕴的重要反映。用《北京宪章》总结20世纪建筑发展规律、指引新世纪建筑方向，不仅是中国建筑界国际地位提升的体现，也反映了新中国建筑事业取得的巨大进步。

全方位的设计体制变革

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我国建筑设计机构基本上以国有单位为主，其间经历了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革，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设计单位体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便形成了国有、集体、股份制、民营、外商合资等多体制并存的格局，设计机构平等竞争，活力迸发。事实上，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等不同体制，中国建筑设计机构正步入公司化、专业化、规模化、职业化的发展道路。

2012年吴良镛院士、王澍教授双双获奖

2012年，中国建筑师迎来两件喜事：其一，2月14日，2011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两院院士吴良镛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在中国建筑界尚属第一位；2月28日，美国凯悦基金会主席汤姆士·普利斯克宣布，将有“建筑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授予时年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这是中国建筑师首次在世界顶级建筑奖项中荣获大奖，实现了新中国建筑师在国际舞台上的新突破。

从唐山到汶川的灾后重建

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在此诞生了中国第一座煤矿——唐山煤矿，建成中国第一家生产水泥的启新洋灰公司、全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第一个铁路机车车辆厂，生产出第一台国产内燃机——车龙号机车等。然而，这一切却因1976年7月28日的一场7.8级的大地震化为乌有。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努力之下，重建后的唐山市于1990年11月13日荣获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同时以“为人类居住区发展作出贡献的组织”的名誉被载入联合国奖励史册。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惊全国，这场7.8级的地震给灾区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痛苦，其地震烈度、强度及破坏性远超唐山地震。在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和中设协建筑设计分会等单位组织下，中国建筑师积极投身灾后重建，一边组织专家咨询，一边开展各类“土木再生——家园重建”设计，彰显了建筑师、工程师的社会责任。2010年9月，灾区城镇居民已全部搬进新房。新中国成立70年来，唐山、汶川大地震都是对建筑工作者的发问——如何进行灾后重建，如何从一开始就使建筑具有安全性，如何在应用建筑方针时就营造设计安全、适用且美观的空间环境，是设计与建造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70年来，中国建筑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 国建筑师服务国家、奉献社会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但本文只能捕捉新中国建筑的一些代表， 从中品味它们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系，发现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与建筑风格。

人居环境

居住建筑乃人类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 最耐久的一类量大面广的项目。尽管如今中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3平方米 -4平方米跃升到40平方米，但凝固的历史不可忘记。上海曹杨新村（1951年，汪定曾等设计），建于原来居住环境十分恶劣的上海西北郊的贫民区，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建成住宅4000套，虽住宅多采用大居室的单室户，但平面布局合理，新村中心设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新村绿化成点、线、面结合态，还提早考虑了小汽车的进入，设计理念十分超前，开创了中国现代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先河；北京百万庄小区（1953年，张开济、宋融等设计），由9组 60余幢坡顶特色小楼构成，按照“子丑寅卯” 的顺序排列，申区的4排2层小楼是百万庄小区的核心，整个小区采用当时先进的“邻里单位”规划理念，有“共和国第一社区”的美誉， 其中也有不少人居设计的意趣。此外，这些成绩的取得，还离不开全国各类人本主义回归的城乡住宅设计竞赛的推动：1979年，原建设部举办了“全国城市住宅设计方案竞赛”；1984 年开展了“全国砖混住宅新设想方案竞赛”； 1987年，为配合“国际住房年活动”，原建设部组织了“七五”城镇住宅设计竞赛；1989年，以“我心目中的家”为主题，举办了“全国首届城镇商品住宅设计竞赛”；1991年，组织开展了全国“八五”新住宅设计竞赛等。

传承与复兴

传统建筑的再现，社会及公众对其有极大的期许。然而，现实中凡成功的作品真正复古的却很少，都是在探索传承中的新续。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1963-1973年，梁思成设计），是主流传统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它位于鉴真的故乡——扬州城北蜀岗中峰法净寺，建筑以唐招提寺为蓝本、略带唐风。中外城市反对假古董与文化遗产的复原均在争论中前行，《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波兰古城就是完全复建的，其强调文化遗产的复原遵循什么原则与技艺。黄鹤楼位于武昌蛇山，始建于三国，屡建屡毁。黄鹤楼重建（1978-1985年，向欣然等设计）重建面积约4000平方米、楼高51.4米，采用钢筋混凝土仿木结构，楼体造型“四望如一、层层飞檐”，“下降上锐、其状如笋”，留有明清两代黄鹤楼的风貌与雄姿，今天已成武汉长江边上的重要文化地标之一。

文化建筑

首都剧场（1953-1955年，林乐义设计），是中国第一座以演出话剧为 主的专业剧场，观众厅设有座椅1302个（其中楼座402个）、舞台深20米，建有直径16米的转台，当时是国内唯一一个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剧场。建筑师林乐义摒弃了单纯的古代传统形式，采用有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造型，创造性地应用了垂花门、影壁、省替、额枋、藻井乃至沥粉彩画等技术，至今首都剧场仍是北京艺术演出的理想场地之一；广州西汉越王墓博物馆（1986-1993 年，莫伯治、何镜堂等设计），为保护被发掘的南越第二代王赵昧墓而兴建 （该墓距今2000多年，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其设计特色在于结合陡坡和山岗地形，沿中轴线依山而建，通过蹬道及回廊拾级而上，巧妙地将入口、陈列、古墓、珍品诸内容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颇具匠心。

高校建筑

天津大学第九教学楼（1954年，徐中、冯建逵等设计），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建筑界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体现和结晶，建筑运用古典主义思想，台基、主体、屋顶分三段构图，屋顶中部受摩尼殿的启发，设计出山花朝前的十字交脊歇山屋顶，在简朴的总体上设有中部入口，和平鸽鸱吻的表现形式反映了战后对和平的渴望，琉缸砖清水墙面材料的运用成为天津近代建筑的独特性所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2005年，周恺设计），位于天津大学青年湖畔，其功能从文学研究与艺术展览两个方面进行考虑，设计营造大尺度的方形院落，以体现书院的意境；除湖景、自然光、树木及落地窗的巧妙安排外，外墙的材质色调和院子里的铺地（主要是青砖、瓦片、木板三种材质）都有质朴且充分的表达，以体现意境的融汇与互动，是当下高校建筑尤其是彰显人文教育情怀设计作品的典范。

饭店建筑

饭店建筑是中国建筑开放的“报春花”，它既是改革开放先起步的类型，也是较早引进境外设计作品与思潮的领域之一。典型的饭店建筑体现了诸多新观念。香山饭店（1979-1982年），是由国际著名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主持设计的一座融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环境艺术为一体的酒店，作为不同文化间优雅的“摆渡者”和探索者，贝聿铭表示他“想借香山这个题目看看丰富的中国建筑传统有哪些值得保留的地方”，为此他采取了园林式院落组合，加顶庭院“四季庭院”，在淡雅的江南民居色彩和考究用料下，“安排”了精致的细部如“曲水流觞”等。同时期的饭店建筑佳作还有上海宾馆（1979-1983年，汪定曾、张皆正设计），广州白天鹅宾馆（1979-1983年，佘畯南、莫伯治等设计），深圳南海饭店（1986年，陈世民、谢明星等设计），拉萨饭店（1985年，陆宗明等设计）， 杭州黄龙饭店（1987年，程泰宁等设计），北京长富宫（1989年，魏大中等设计）等。

图书馆建筑

自20世纪70年代初启用到1973年10月29日周总理对扩建计划作出批示，北京图书馆新馆决定选址新建，其中经历了多次比较和研究实践，最后在杨廷宝、戴念慈、吴良镛、张镈、黄远强五位德高望重的建筑师“传统形式较多的方案”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案的优点而完成，所以后来习惯上称之为“五老方案”。该项目总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地下3层、地上19层，藏书2000万册，属高书库，低阅览区有三个内院建筑群，给读者提供了中国庭院式与中国书院多层次结合的读书与遐思场景。关肇邺院士的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设计，是在1919年（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1931年（杨廷宝设计）的旧馆基础上进行的，1992年建成的新馆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是旧馆的3倍。设计过程中，关院士坚持了如下设计理念：“ 尊重历史、尊重环境、尊重先人创作成果”。他强调：为了避免新馆的体量过大、过于突出，使老馆处于从属地位，特将新馆高大的主体部分适当后移，将新馆底层部分前置；为了避免新馆对老馆造成压抑，求得与老馆尺度一致，巧妙地将新馆入口藏于半开敞的前院中；为求得新馆风格与老馆的和谐，外墙使用清华园与老建筑一致的红砖与灰瓦；为了求得与老馆在主题形象上的呼应，新馆在几个入口处的大片玻璃墙处设计了独立圆拱门，而不是仅仅简单地重复老馆大量拱窗的设计。同时，他用新的创新设计验证了杨廷宝院士曾反复强调的“在完整的建筑群中新修和扩建，有时并不一定要表现你设计的那个个体，而要着眼于群体是否协调”的理念。

体育建筑

20世纪中国建成较早的体育建筑是1919年清华大学体育馆，但真正 的公共体育场（馆）是北京体育馆（1953-1955年，杨锡鏐设计）、天津市人民体育馆（1956年，虞福京等设计）、重庆体育馆（1953-1954年，徐尚志设计）、广东体育馆（1956-1957年，林克明设计）等。深圳体育馆（1985年，熊承新、梁应添等设计）是一座设施先进、功能齐全的中型多功能体育馆，其建筑结构中的美令人叹服，给人“一柱擎天”之感，该项目在上世纪80年代末获得“深圳八大优秀文体设施”的荣誉；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奥林匹克体育中心（1990年，马国馨等设计）一期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曲棍球场及练习场、医务测试中心及练习场地等，较好地统筹了总体规划与各单位建筑的关系，至今漫步其中仍可感受到建筑师营造功能与形式、现代与传统、环境与建筑、雕塑美与城市美花费的匠心；专为举办全国第八届运动会而建的上海（八万人）体育场（1997 年，魏敦山等设计），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建筑，其最大特点是以一条贯穿东西的主轴线连接体育场及原体育馆，将上世纪70年代所建的上海体育馆、训练馆，80年代的游泳馆、奥体俱乐部等场馆串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现代化的体育中心。

交通建筑

在这一方面，中国有一批遵循经典现代建 筑原则的作品，虽然其规模不大，却是中国现代建筑的一次有意义的进步，是值得记忆的创 作。重庆白市驿机场航站楼（1984年，布正伟等 设计）建筑设计，充分考虑地域气候特点，在创作上颇具匠心，打破通常的候机大厅分散式布 局，将其旋转45度满足了交通转弯的流畅性，还在各个候机厅朝西的窗外设置了设计精巧的遮阳庇荫通风系统，使得该机场在当时十分 适用、舒服且前卫；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2007 年，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与北京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联合设计），位于1、2号航站楼的东侧，整个建筑造型呈流线状，屋顶有朝东南向的天窗，在视觉上有仿如“龙身”之感。若从天空俯瞰，航站楼如同一只展翅欲飞的飞鸟，此外中国意蕴的红色与金色配置得恰到好处，从空间布局上，无论是从集中到分散，还是从分散到集中，都有合理安排。T3航站楼强调以人为本和生态节能理念，用诗意与理性并存的设计手法构建了当今仍属世界级的枢纽机场。

景园建筑

20世纪70年代，当国外景园建筑学的概念传至中国，中国景园建筑取得了快速发展。上海方塔园（1980-1981年，冯纪忠等设计），以上海松江县仅有的宋代方塔砖心瓦砾为源，定性在以方塔为主体的历史园林遗存上。鉴于地势平坦，略作堆山理水，顺应自然布局，形成了不同的内向空间与景致。园内建筑一般采用青瓦、钢架等，尝试新型结构与传统形式的结合。“ 何陋轩”茶厅是一座草顶竹构房子，它延续当地农舍文脉，在轻钢结构的巧妙运用下确保建筑空间的通透性，很好 地实现与竹子装饰的融合，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气息。此外，在结合城市景园体系建设方面，国内尚有合肥的环城公园等优秀范例。杭州花家 山宾馆4号楼（1981年，唐葆亨、方子晋等设计），场地三面环山、绿树成荫， 有多处泉眼，建筑采用江浙地区小青瓦屋面，在用料上做到“粗粮细作”，彰显了当地风景建筑特色的地域性。

援外建筑

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外国建筑师的新作品对中国的启发是多方面 的，但事实上中国建筑师在70年建筑历程中也有一系列“走出去”援外的成就。援外项目成为中青年建筑师的用武之地之一，他们释放出被束缚的 个性，优秀设计迭出，如全国勘察设计大师刘力于1990年完成的突尼斯青年之家项目以白色调主体，建筑入口饰以富有韵味的琉璃瓦、灰红色圆柱， 采用类型学原理将阿拉伯建筑典型的部件归纳、升华、淡化处理后，并赋 予其新的意义与功能，深得突方赞许；程泰宁院士的加纳国家剧院（19851992年）、马里议会大厦（1989-1995年），同样是做出大胆探索。前者的创作理念是“理性和意象的符合过程 = 创造”，当地的黑非洲舞蹈、雕塑和壁 画等艺术的粗犷与炽热，要求他的作品不仅要浪漫且必须有奔放感；后者为传达出优美的尼日尔河景色，尽可能地将建筑做成连廊式或半围合式， 与环境对话，如花的拱饰雕塑、喷泉的竖向水柱等都增强了国家建筑向上 的动势，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对世界建筑史的贡献。本文从典型事件发生与个案作品（含建筑师）介绍两个层面出发，回望 了70年行业继往开来不凡的壮丽图景，这里有建筑作品带来的城市发展力量与温情，有坚守“工匠精神”顺应多元生活方式变迁的设计进步，更有在 文化诗意、环境诗意、哲思诗意背景下本土建筑与国际化结合作品的呈现。 尽管本文的归纳与描述是片断式的，但它却诉说着中国建筑设计界的发展气质，可看到建筑师、工程师担负社会责任的自觉精神，领略一个个城市文 化地标对建筑人与社会公众的熏陶及感悟，发现在高质量城市发展对设计 的瑰奇与雅趣的新要求下，中国职业建筑师面向世界的雄心与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