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秋与中国城市规划

张锦秋

张锦秋院士是一代大家，是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应用于当代建筑的领军人物，开创了中国建筑新唐风的时代。她于1936年10月生于四川成都。1954—1960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1961—1966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历史和理论研究生，师从梁思成、莫宗江教授。1966年至今在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从事建筑设计，任院总建筑师。

五十多年来，张锦秋院士的设计思想始终坚持探索建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注重将规划、建筑、园林融为一体，多项获国家级金、银、铜奖。张锦秋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她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和北京图书馆设计，主持西安钟鼓楼广场、大唐芙蓉园、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国家版本馆等规划和建筑设计项目。出版了《从传统走向未来》《长安意匠》等学术著作。先后获得中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梁思成建筑奖、陕西省科学技术奖最高成就奖和全国优秀规划设计奖，她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国际编号为210232号的小行星。

张锦秋院士于1991年起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1999年起历任学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第四、五届理事会特邀理事。2022年，荣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

张锦秋院士（后文简称“先生”）通常为社会公众所知是以其建筑师的身份。但业内深知，先生辉煌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建筑学这一单一学科，而是以自身广阔的视野、高超的艺术修养和跨越历史的文化自觉，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笔者斗胆总结张先生与中国城市规划之一二：

01

作为个人与城市的关系，张先生在中国城市规划和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历史中取得了独有的历史地位。“一个张锦秋，半座长安城”，一个建筑师对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人类最古老的城市——在40年改革开放及人类迄今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中狂飙突进的业已达到13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都是世所罕见的。尽管国外也有如安东尼奥·高迪与巴塞罗那，尼迈耶与巴西利亚等类似的关系，但就影响范围、力度与时间周期的跨越，均无法与张先生对西安的影响相比。正如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所写，“在西安，你想躲开张锦秋是不可能的，公共汽车跑上两站在犄角旮旯一拐弯就遇见她的作品”，张先生的作品在西安跨越50载，妇孺皆知，老少咸宜，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建筑本体，上升到整个西安的文化气质与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伴随几代西安人的“集体记忆”。

意大利著名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揭示了城市如何改变个人的行为和人类的心灵。他说：“构成一个城市，是她的空间量度以及与历史时间之间的联系。城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汲着这些不断涌流的记忆的潮水，并且随之膨胀着。”张先生作品在西安的影响力，正是上述论断的最好例证。因为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不可能自动从历史尘封中“跳”出来。它必须借助一些遗址或符号，才能显现出来。上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顺便为计划创作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做一次实地考察，获取创作的灵感。然而，关中大地荒凉破败的景象令他失望至极、满腹辛酸。后来，他在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写道：来陕西见到的一切，使他“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彻底破灭，以至于“一个字也未能写出”。而从1980年代起，同样的一座西安城，在刚刚过去十年文革的阴霾，处于中国经济腾飞前夜的西部内陆，却在文化上强势崛起。无论是文学、电影、诗歌、美术甚至是摇滚乐，都取得了与其经济实力极不相称的辉煌成绩。特别是以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雁塔风景区“三唐“工程为代表的新唐风建筑，在中国建筑界掀起巨大的反响，一举奠定了西安未来50年的风貌基调。在其他城市猛刮“西洋风”的时候，新唐风建筑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走出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现代建筑之路，奠定了整座城市独特的风貌基调。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城市规划大师吴志强先生所言，“她将中国传统和现代有机地融为一体。她的作品，是现代的、但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但不是过去的。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张先生在一次以西安为例，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时候，提出了宏观、中观、微观三种视角。宏观上，西安城市发展轴与历史文化轴线相伴相生，周秦汉唐明清的都城营建历史中形成的多条轴线，是西安城市规划的重要依据；中观上，则需要在重大节点在传承融合中枝叶繁茂，包括城市重要的开放空间、大遗址、帝陵、历史街区、宗教建筑与风景园林；微观上，则是在建筑设计尊重所处的历史环境，即理解环境、保护环境、创造环境。可见张先生对西安的理解早已成竹在胸。她在西安的作品，从来不是纯粹的建筑师的自我表达，而是一个贯穿城市各种尺度的，综合性的解决方案。非如此，则西安无以成为“张锦秋的城市”。回首往昔，不得不感慨，正是有张先生这样的大家的坚守，西安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才能被保留和展现出来，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断被发掘和再创造，成为后世无穷无尽的精神财富的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张先生与西安这座城市，已经实现了不朽！

02

张先生“和谐建筑”设计思想，是中国城市规划原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张先生的设计思想冠之以“建筑”的名义，但作为学贯规划、建筑、园林的一代宗师，张先生早已指出，“和谐建筑”中的“建筑”，是“建筑等城市空间的统称，这些空间是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自然的中介，是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简言之，就是城市的公共空间。毫无疑问，张先生是中国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大家。她的作品，着眼点从来都是从城市尺度的外部空间着手，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切入，落笔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同时，这种营造并非指向抽象的美学标准，而是与民族文化精神特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如她说，“判断一个空间是否先进和美观，要看它们创造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精神是否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否有利于巩固和发展自身的社会凝聚力“，”空间的文化取向应与所处的城市、环境相协调。优秀的空间应该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城市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例如西安必打卡之地——钟鼓楼广场，过去的这个片区，建筑杂乱无章，城市形象很差。政府一直想有所改善，但由于拆迁成本等原因一直搁置。张先生从城市形象的角度提出建设一个市民广场，将这区域一些民国以来的低标准建筑拆除，还城市一片绿地，还市民一个休闲的空间。她说：“城市中心不一定要做成政治广场，也不要在广场的周围设置博物馆、行政中心等大型公共建筑，破环钟楼鼓楼原本空间环境。她还建议开发地下空间做成商业，来平衡经济成本，满足城市功能。在她的建议下，本来因为资金问题被搁置了近十年的西安钟鼓楼广场项目得以实施，解决了城市形象问题，让暮鼓晨钟这一六百年的胜景得以再现，在城市的中心开辟出一片市民休闲的绿地，营造了高品质的商业空间，也为“蜗居”在这个区域的多个老字号店铺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发表于《城市规划》1996年第6期的张先生自己撰写的关于介绍西安钟鼓楼广场项目的文章，题目为《暮鼓晨钟 声闻于天》。之所以以此为题，是想明确强调其作品最重要的关注点及成功之处。位于西安市寸土寸金的中心，周边都是“雄伟壮丽”的新建筑，西安钟鼓楼广场却能坚定的以绿化广场、下沉广场、下沉式商业街等方式用自身的“平凡”来衬托钟鼓楼的雄壮和沧桑，用保证六百岁高龄的钟鼓楼之间的通视，让古老的二楼重启对话。建成后的钟鼓楼广场颇受群众欢迎，来西安旅游，必在此处与钟楼来一个热情的合影；秋日的午后，在广场上坐着喝一杯咖啡；匆忙经过的人流也可在宽敞的大台阶上稍作休息；春日的晴天，许多大人带着孩子在广场上悠闲的放着风筝……精彩的城市生活在这里上演，西安的故事在这里延续，这里是西安新的“乡愁”，流淌着西安人记忆中家乡的温暖与祥和。这里已经成为西安一代人的记忆。

黄帝陵祭祀大殿（院）

其它如黄帝陵祭祀大殿（院）、延安革命纪念馆、华清宫文化广场等项目，都集中反映了张先生在“和谐建筑”设计思想下提出的两个目标层次：“和而不同”与“唱和而应”。前者引用自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和”是指相异因素的统一，“同”是指相同因素的统一。和谐建筑的理论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建筑要博采众家之长，属于精神理念；后者引用自《新书·六术》“唱和相应而调和”，是指音有高低不同，只要有主次、有节奏地组织起来就可以成为乐曲，建筑要和谐地融合前者，属于创作手法。上述一系列项目中所体现的对空间比例与尺度的推敲，空间节奏与序列的把握，以及山环水抱的空间选址艺术，形神兼备的空间组合艺术，新旧碰撞的空间表现艺术的追求，是对中国传统外部空间组群（宫殿、陵寝、皇家园林等）设计思想、设计技巧的继承与发扬，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设计师对城市公共空间创作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和谐建筑设计思想包含了三大辩证关系，即整体与部分的和谐、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历史与现代的和谐。这三个层次的和谐之间依次递进，内部的两个因素对立统一。整体与部分是最朴素的哲学对立关系，后两层次都离不开整体与部分的逻辑；自然与人文是自古以来中国营城过程中都关注到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矛盾；历史与现代的冲突则是在过去并不凸显，在城镇化大力推进的近些年尤为突出。解析好这三个辩证关系对于梳理公共空间的设计矛盾与解决途径都具有引导作用。

和谐建筑设计思想在公共空间的创造上追求“如舞之形、如墨之势、如歌之韵、如画之镜、如诗之意”的艺术高度，在支撑技法上则有着”形势构造法“、”形态朔源法“、”形式比例法“等可以操作复制的方法，是我们专业从业者可以不断发掘的宝库！

03

张先生的实践本身，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指导实践的成功例证。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长期处于“重编制，轻实施”的状态，常被戏谑为“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里面既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因素与行政体制、机制导致的客观原因，也有规划师、建筑师因为不熟悉市场或行政管理，编制的方案难于落地的主观原因。张先生虽然成名很早，但一直对于建筑师、规划师在党的领导下的地位、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张先生从来不把自己看作主宰一切、再造乾坤的大师，而是一个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盖房子的匠人。所以张先生无论是自己做方案，还是评审别人的方案，或者向政府机构提意见，都能用全局化的思考方式，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近期和长远之间的矛盾，完美协调方方面面的利益。

如上文提到的钟鼓楼广场的修建，她用开发地下商业空间的方式一举解决了困扰政府多年的拆迁资金平衡问题，使得这个项目得以顺利推进。应当承认，不解决拆迁的资金来源问题，再精妙的空间设计方案也难以实施。张总在钟鼓楼广场项目中做出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一个建筑师的权责范围。钟鼓楼广场的成功，不仅仅是城市设计的成功，同时也是城市运营和城市经营的成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90年代，从政府到社会各界，普遍缺乏市场意识，还没有形成“经营城市”的普遍观念。西安钟鼓楼广场项目的实施，不仅仅是创造了极高质量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是一个经营城市的完美范本——即如何依靠市场的力量，为城市创造可持续经营的优质资产——无论从财务意义还是从社会意义上。这个范本的意义超越了时代，跨越了30年的周期，在中国社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当下，仍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又如张先生在西安曲江新区横跨40年的实践（从1984年大雁塔风景区“三唐”工程开始至今），作为一条主线，完整勾勒出一座新城是如何在荒芜的古塔残院与大片农田中拔地而起，进化为国家文化部授予的首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的全部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安市为对外开放和发展旅游产业考虑，决定建设大雁塔风景旅游区。唐华宾馆、唐歌舞餐厅、唐艺术陈列馆（简称“三唐”工程）是旅游区的引擎项目。彼时，大雁塔周围仅存一座唐代古塔及塔与山门之间清末民初的寺庙建筑群，环境破败，设计简陋。张先生根据“理解环境、保护环境、创造环境”的理念，通过借景的方式，把塔影组织在三组建筑的主景之中，创造意境，从而使这组相差一千多年的建筑群和谐统一又气韵生动，创造了充满历史文化情趣的环境氛围。雁塔高耸、“三唐”奔趋、雁塔刚健、唐华幽深，刚柔相济、虚实相生，“三唐”工程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一刻起，就奠定了未来曲江地区整体的神韵气质。到90年代，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区作为省级旅游度假区获批，在此期间，张先生又完成了大慈恩寺修建规划和塔北的玄奘三藏法师纪念院。及至20世纪末新建大雁塔南广场建设完毕，古刹周边的环境已然焕然一新，广场上的玄奘纪念像、古塔、纪念院三位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时空一体、情境交融的意境，成为了西安新的地标，曲江旅游度假区也逐渐声名鹊起，作为中国旅游度假目的地的一颗明珠，在全国范围内逐渐熠熠发光。

大雁塔南广场

2003年，曲江旅游度假区更名为曲江新区，从单一的旅游度假功能进化为综合性的文化产业新城。张先生也在此期间指导完成了著名的“七园一城一塔”的曲江新区核心区的总体规划（“七园”分别是唐大慈恩寺遗址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曲江池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寒窑遗址公园、曲江海洋极地公园和大唐芙蓉园，“一城”是大唐不夜城，“一塔”是大雁塔）。作为曲江新区核心地区的发展蓝图，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新区管委会在张先生的支持和配合下，持续不断行日日之功，不断将规划中的内容予以实现。例如张先生亲自设计的大唐芙蓉园和曲江池遗址公园，前者以恢弘壮丽的皇家园林彰显大国气象，后者则是以民间的朴素和山林野趣见长。两者一南一北，互为补充，却又共同构成西安规模最大，审美情趣最高、生态效应最好的城市级开放空间。其在曲江新区的地位与作用，堪比奥姆斯特德在纽约曼哈顿岛上设计的不朽的中央公园。因这两座大型园林的落成，曲江新区一举奠定了其51.5平方公里面积的发展框架和整体基调。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新区被规模庞大的建筑、道路、配套设施填满，大量人口迅速涌入，一座以文化产业为旗帜、浓郁的唐代文化为特色的新城拔地而起。

应当看到，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进入了人类发展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高速城市化阶段。几乎所有城市的规模都在很短的时间里扩大了数倍。各个城市的新区、新城建设风起云涌，不可枚举。作为与这个发展大势几乎同步的曲江新区，其发展历程与成果，在全国范围并不鲜见。但曲江新区留给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是一份极为宝贵的遗产，就是在这种狂飙突进的年代，如何去创造城市的文化。这里不需要太多的文字解释，任何到曲江新区游玩的人，无论是在大雁塔下、大唐不夜城中、还是在大唐芙蓉园亦或曲江池遗址公园畔……在与来自全国的身穿汉服的男男女女擦肩而过的时候，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这一诗圣杜甫笔下描绘的一千多年前曲江的繁荣景象如穿越般凝结在面前的时候，都会油然而生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历史感。因为西安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下，最有示范意义、最有激励意义的就是西安的复兴，就是汉唐盛世的再现。今天，大雁塔下如织的游客，璀璨光影下壮丽的皇城气象，就是一幅完美的答卷！在中国城市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在社会舆论对快速城市化时期“千城一面”现象不断地反思中，我们会愈加清晰地认识到曲江新区所蕴含的宝贵价值。

回头看，曲江新区的确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从“三唐”工程起，张先生就在不断推演未来的发展框架，并在持续四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中始终坚持她最初确定的原则。正是这份坚持，加上政府与市场一丝不苟的分工协作与配合，才能共同书写这样一个城市规划落地并指导实践的美好案例。

04

张先生对文化的坚守和穿越时代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城市规划行业从业者的丰碑与楷模。张先生一直秉承“从传统走向未来”的设计观念，但是正如她本人所说：“多年来，我一直孤独前行，也就是近些年，才有了‘正逢时’的感觉。” 张先生的作品不是没有遭到过质疑，就连在她创作的大本营——西安，在一段时期内，从政府到民间，关于“新唐风”的讨论中各种角度的观点交锋甚是激烈，“假古董”之类的说法不绝于耳。应当承认，张先生开创的建筑创作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各地一窝蜂上马仿古一条街类型的项目的冲动，也与20世纪90年代北京“夺回历史风貌”的做法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贬低、否定这个创作路线本身价值的理由。批评者也应该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为什么见多识广的行政领导与政府机构，会不断地在建筑风格上提出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要求？笔者对其的理解是，因为小道理需要服从大道理——建筑、环境乃至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自身的风格问题，更是从属于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为了维系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立性，我们必须在方方面面有所应对，尤其是在彼时文化上 “西强东弱”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建筑、环境甚至城市，作为普通人每天工作、生活、居住的物质空间载体，在这方面是必须起到引领与带动作用的。

应当看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经济与世界接轨，西方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文化载体，包括影视、歌舞、戏剧、绘画、服装、建筑……，其新颖的表达方式和背后强大的资本力量共同合力造成的效果，对封闭几十年，刚刚打开国门，经济还比较落后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强烈的震撼。在思想界，相当多的人认为西方发达经济体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中国必须走全面西化的道路，对本民族文化应当弃之不理。在“东升西落”日益明显的21世纪20年代的当下，我们很容易去嘲笑或讥讽这种观点，却不要忘了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是大量社会精英所持有的态度。甚至不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被几乎全世界的精英所接受，否则无法解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其实质是地地道道的“西方化”）在后来的推进中为何如此顺利。

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建筑与规划行业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首先是因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而刮起的遍及全国的所谓“欧陆风”。然后就是以1999年中国国家大剧院方案评选为标志开启的引入欧美建筑师参与中国地标建筑的风潮，经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标志节点达到了高峰。中国一时间进入了一个对艺术十分宽容的年代。建筑与城市，都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大量国外建筑师、规划师在本国都难以实现的作品在中国拔地而起。笔者在此绝无拒绝国外优秀文化之意，但笔者曾在国际著名事务所工作多年，以亲身经历而言，愿意了解中国文化，努力创造优秀作品的外国设计师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还是以赚钱出名为第一目的，这也是笔者认为“奇奇怪怪”的建筑愈来愈多的微观原因之一。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意识到张先生所坚持的东西是多么得珍贵。而这种坚持本身，又是多么得艰难与无奈。这是一种“虽万千人，吾往也”的大无畏精神，也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超越时代的历史自觉性。张先生在西安曲江地区40年的实践，以建筑作品和城市规划作为手段，守护着一座既现代化又中国化的新城拔地而起。“现代的、但不是西方的，是中国的、但不是过去的”，这个评价，不仅仅适用于张先生的建筑作品，同样也适于她所规划的城市。而张先生这份对文化的坚守和她特有的文化自觉，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曲江新区、乃至为她守护的西安市一起，被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其所蕴含的重大价值。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交给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财富，更是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历史的财富！在遥远的未来，命运之钟仍将不断敲响，令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不断听到这穿越历史的回声！

2024年4月19日

注：

1 此文经张锦秋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

2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魏佩娜硕士论文《张锦秋城市历史环境公共空间设计作品及设计思想研究》及赵元超编著，金磊策划的《天地之间——张锦秋建筑思想集成研究》的部分内容，受限于格式及篇幅未能一一列出引文出处，在此一并致谢；

3 特别致谢中建西北院王军董事长和高雁女士在写作前后给予的帮助；

4 本文作者为时任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与景观专业委员会主任唐大乾。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